汤彦承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他离世时我正好不在北京，今天依然为未能最后送他一程而感到十分遗憾。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来所的，和他接触大多是在他留苏归国以后。他当时风华正茂：出身名校（西南联大，即清华北大西迁时校名）、留苏，后来还担任研究室主任一职。更重要的是他出众的人品和学识，令同辈人钦佩。当时，大多数人都叫他“小汤”，但我更多的称“汤公”。由于他是我们单子叶组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又成了邻居，因此有较多的接触机会。 

　　我是比较寡交的，但汤先生却是我一生中最钦佩的少数几位同辈人之一。 

　　首先，汤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在经典植物分类学方面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由于我的老师年事已高，很少来上班，因此遇到经典文献的考证、命名法和拉丁文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求教于他。有时也问及物种概念、分支分类等方面的问题，他都十分通博，游刃有余。最令我惊讶的是，有一次他竟问我能否说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好在我的父亲曾是前清秀才，自幼就要求我背二十四史的书名。其实，我也只知其名，仅仅读过陈寿《三国志》中的若干章节。因为我喜欢看野史《三国演义》，碰到有关人物时，会去查一下正史。当时，我回答说，能够说出来，只是在《晋书》和《隋书》之间的南北朝九部史书次序记得不那么准确。他也有同感。诚然，在我们这一代，除研究历史和文学的人外，往往对此不太注意，而二十四史则是中华民族五千余年历史（不包括清史）的最正统文献。 

　　我们交往数十年，我曾求教于他十数次。只有一次，在求教之余，他给我看了一段英文序言，说：“我知道你对英语下了很大的功夫，能否把这一翻成中文？”我当时也没有看懂，反复推敲后，第二天才把结果告诉他，得到了他的认可。他的英语是很好的，竞“不耻下问”，令我惊讶！但后来想一想，才幡然醒悟：他已把我看成真诚的朋友了！ 

　　最令我钦佩的，还是他对名利的淡薄。他在研究禾本科和莎草科之余，还对单子叶的另一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已完成了《中国植物志》该科的初稿。但是，在他得知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要求承担《中国植物志》该科的编写任务时，他竟拱手相让，把已经完成的初稿和盘托出，连共同署名也不要。这真是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的！他曾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两位获奖人之一。当评选院士时，有一位资深的老院士奋力推荐，催促他尽快填表上报。然而，他却拒绝了。事后我曾问他为何如此谦逊。他说：“应该得到的，没有得到，并无大碍，而不应该得到的，勉强去争取，即使得到了也会令人一辈子内疚的。我没有多大贡献，不要让自己背这个包袱。”我听后感念不已。这种高风亮节正是他平时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作风的延续。虽然没有让自己戴上  

　　院士这个耀眼的光环，却让人感到比戴上光环更加高大得多。 

党员看望慰问汤彦承（左四） 

　　汤先生生活十分俭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曾经有一次到他家办事，时间快到中午了。他留我吃中饭，并亲自下厨。但端出来的一碗汤面中只有面条和酱油，别无他物。我很惊讶，他却笑着说，我们都是这样吃，如果愿意可以加点醋。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我们成为邻居，我总共到过他家6-7次。所看到的都是：水泥地、灰墙壁、旧家具，只是那个旧书柜中总是塞满了各种图书。记得在2016年春季，他太太已去世，我从通州乡下回来去探望过他一次。当时是照顾他的阿姨开的门，汤先生深深地坐在旧沙发中，两眼略凹陷，面前小桌上依然摆满了各种书刊。我告诉他，最近写了一篇怀念胡先骕的文章。其中谈到胡老给我讲的一段故事：在袁世凯称帝前，有一位贴身婢女，在给袁送早餐时，不慎把餐具连同食物摔翻到地上，惹了大祸。但聪明的婢女跪下求饶说：是在进屋时看到一条大金龙盘在床铺上，受了惊吓。袁世凯听后大喜，不仅不处罚，反而给了奖励。汤先生听后笑笑说，他也知道这则故事，只是说的是小厮，不是婢女。据说这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编撰的，为袁世凯称帝推波助澜。显然，他的知识面比我宽得多。他还告诉我，大汉奸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早期是很出色的青年，被捕后曾有一首诗很受欢迎：“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饮刃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后来晚节不保，成了千古罪人。我说我也知道这首诗，记得是“引刃成一快。”他说：也许你是正确的。但说话时已经没有往日那样的气力和风采了，令人感到悲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大多是谈古论今，十分相得。我从未听到过他对朋友的批评或对事物的不满。我们相处，从未有“吃喝”、“吹拍”、“排他”、“泄愤”或“言不及义”之类的东西。我想，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许就是这样吧！ 

　　他匆匆地走了，令人怀念，难以忘怀的思念！一位博学多才的植物学家，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作者：陈心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