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老科学家，他在右眼失明、左眼视物模糊的情况下，仍笔耕不辍，借助放大镜，年复一年工作，在85-96岁十余年的时间里，完成了77篇科研论文的写作，于2022年6月出版了《掇菁撷芳——王文采院士论文增编》一书，长达150万字。这位老科学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简称植物所）研究员，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先生。 

　　1. 幸遇恩师，潜心钻研，成一代名家 

　　王文采院士是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1926年6月5日出生于济南，先后经历了军阀战乱末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反右”“文革”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能平安渡过种种战乱、动荡，活到九十多岁，算是幸运了。”王先生曾如此自述。如此长寿，可能得益于他几十年坚持不懈地与植物结缘，心无杂念，以平和之心坦然面对荣誉和利益。 

　　王先生说，他一生曾碰到一些宝贵机遇，他很感恩两位好老师。一位是著名植物分类学专家林镕教授。1947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读三年级，植物分类学一课由北平研究院植物所林镕教授担任。林老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擅长植物学绘图，讲课时一面讲，一面将有关科的花、果等重要特征在黑板上绘出，使学生容易了解和掌握。1948年4至6月，林镕教授带他们全班同学先后到北京的天坛、玉泉山和香山等地进行野外实习，一下子引起了王先生的兴趣。正是这些实习让王先生对于植物分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常常在假日和同学或独自一人到北京山区采集标本，解剖花并绘图。从那时候开始，王先生就逐渐下定决心：将植物分类学作为自己终生从事专业。另一位好老师则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先驱胡先骕教授。1949年，胡先骕教授从江西返回北京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当了解到王先生对植物分类学的浓厚兴趣后，胡先骕教授于1950年3月将他介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今植物所）工作。从此，王先生的命运就与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植物分类学是一门研究植物性状变异，对植物进行分类和命名，并广泛综合多学科的证据，研究分类群的亲缘关系，探讨分类群的进化，建立自然分类系统的科学。植物分类学是其他植物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认识、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的基础。探明中国植物资源，编写《中国植物志》是几代中国植物学家的夙愿。为了积累编志经验，先期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王先生承担了其中豆科Leguminosae部分属以及山龙眼科等的编写任务，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分类学论文“中国山龙眼属和假山龙眼属的初步研究”，从而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从1959年后，王先生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编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植物志》中。七十年代，由于中草药普及运动的开展，不能定名的植物标本甚多，引起植物所领导的重视。1972年-1983年，王先生主持编研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主要承担荨麻科Urticaceae、山龙眼科Proteaceae、毛茛科Ranunculaceae、罂粟科Papaveraceae、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牻牛儿苗科Geraniaceae、葡萄科Vitaceae、紫草科Boraginaceae和苦苣苔科Gesneriaceae等十余科大量的编写工作。1987年，王先生作为该著作的第一主持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9年，王先生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的包括126卷册的《中国植物志》编研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承担了毛茛科、紫草科和苦苣苔科等类群的编著。长期以来，王文采先生怀平常心，做平常事，在该领域辛勤耕耘，对上述有重要科学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植物分类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澄清了不少长期遗留下来的混乱名称和错误鉴定，发表了大量新分类群及中国分布新记录。此外，他对一些重要的且研究难度大的分类群：乌头属Aconitum、翠雀属Delphintum、唐松草属Thalictrum、毛茛属Ranunculus、微孔草属Microula、楼梯草属Elatostema和苎麻属Boehmeria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类学修订，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其中有8篇论文是应美、英专家的邀请分别在美、英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 

　　王先生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涉及到大量的植物类群。85岁高龄之后，他对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兴趣没有丝毫减少，揭示物种真谛已然成为他研究中的最大动力。他坚持每周两天搭乘班车到植物所标本馆鉴定研究标本，还自嘲地说：这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这种乐观、坚韧的工作作风和时代的责任感，使他攀登上一座又一座学术高峰。几十年来，王先生坚持潜心钻研植物类群的分类和系统演化关系，还常跟学生说，植物标本没有脾气，可以静心研究。在被子植物原始类群毛茛科的研究中，他对该科绝大多数属种的系统修订奠定了他世界公认的权威地位，研究成果不仅对具体类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全世界研究这些类群的专家学者手中重要的参考文献，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新华本草》及各类经济植物志书采用，而且对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提升了我国在植物分类学领域国际影响力。 

　　2.注重基础，亲力亲为，促学科发展 

　　王文采先生胸怀大局，是一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分类学家。他特别重视分类学的基础性工作，包括植物标本的采集、鉴定、生物物种名录和志书的编研，而且强调“科学研究应将视野扩展到世界范围，迅速搜集和掌握全世界种子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原始标本和基础资料”。他多次强调，标本馆要达到国际水平，必须大量收集或交流国外的标本，包括大洋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标本。1990年到2001年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出国访问了英国邱园植物园、法国显花植物所、俄罗斯科马洛夫植物所、瑞士日内瓦植物所、美国哈佛大学等十几个欧美著名植物标本馆。利用这些难得的出国机会，他一方面认真研究了这些标本馆收藏的世界各大洲的毛茛科重要类群铁线莲属Clematis植物标本，总结了铁线莲属重要演化趋势，并于2005年正式提出和发表了铁线莲属一个新的分类系统。另一方面，他积极与国外同行建立良好关系，带回不少我国缺乏的珍贵的模式标本和资料。因为模式标本是植物分类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材料，而过去不少采自中国的模式标本保存在国外标本馆。1990年9月，他访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博物馆期间，在得到该馆馆长的允许后，从该馆收藏的H. Smith 先生在二十世纪20年代采自四川和山西的副号标本中挑选了3400多份，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同号模式Isotypes和副模式Parotpyes标本，然后邮寄回北京。这些标本成为我国植物分类学者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1993年，王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作为标本馆荣誉馆长，他一直亲力亲为，为促进标本馆国内外合作交流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对于国内外标本鉴定的请求，他都乐意支持。2000-2001年期间，他为美国加州科学院认真鉴定了600余份植物标本。90岁以后，他还为美国哈佛大学David Boufford 博士与我国学者在横断山区采集的毛茛科和葡萄科等类群鉴定标本，这些标本鉴定后外宾都赠送给了植物所标本馆。王先生不会电脑操作，所有文稿和鉴定标本的定名签，他都用钢笔工整地一笔一划写清楚，每个英文或拉丁字母也是十分清晰, 很容易辨认。在植物所标本馆中，据不完全统计，王先生鉴定名字的植物标本有35000多份，涉及114个科，556个属和2100余种植物，是该馆鉴定标本最多的专家之一。 

　　野外考察和采集植物标本是研究植物分类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基础，王先生对此非常重视。从1950年起到1989年这三十多年中，根据植物所和研究室制订的研究计划，王先生曾积极参队到北京、河北、广西、江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多个省区山地进行标本采集和野外考察。他在野外工作中不畏艰苦，怡然自得。1958年11月他在西双版纳野外采集时感染恶性疟疾，生命垂危，但身体恢复后依然上高山进雨林，纵然风餐露宿，仍乐此不疲。王先生认为，通过野外工作一方面可以增加标本馆馆藏量，在我们标本馆馆藏的标本中，王先生参加采集的标本有9000余份。另一方面，通过野外工作，可以观察到活植物的各种性状以及动态变化，王先生正是通过野外考察，看到了我国从热带到温带丰富、复杂的植物区系，并得以深入研究毛茛科、荨麻科、紫草科、苦苣苔科等科的一些复杂的属，看到这些属在我国西南部和南部发生的强烈变化，以及花构造的高度多样性等，使他眼界大开，为他今后的深入研究和提出一些新的学术观点提供了重要证据，从而也促进了植物分类学学科的发展。 

　　3. 治学严谨，提携后学，薪火永相传 

　　王先生成长过程中，得益于林镕和胡先骕等先生的提携。成为老师后，他也以同样方式提携后学，以传薪火。上世纪七十年代，福建省建宁县农机厂青年工人李振宇对植物有特殊的兴趣，他对照相关图书资料，能鉴定出难度很大的毛茛科人字果属植物。后来植物所委托他采集当地的植物标本，他很快就将自己采集的100份植物标本邮寄到了植物所。李振宇鉴定标本之能力和办事之诚恳，令王先生极为称赞。此时，邓小平号召发现人才，鼓励自学成才，并恢复招收研究生。王先生认为李振宇为特殊人才可以造就，愿意吸纳为自己的硕士研究生。他向植物所和研究室汇报此事，并请示中国科学院相关领导，均同意予以培养。1978年2月研究室派人前往建宁县考察和面试李振宇，反映都甚好，决定把李振宇调到植物研究所工作。王先生提拔李振宇，如同当年胡先骕提拔王先生一样。学术传承不仅是学术本身之传承，还有发现人才之方式的传承。李振宇只是中学毕业，没有系统学习过植物分类学，为了让他尽快掌握专业知识，王先生又不遗余力的联系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让李振宇听课学习，为此，王先生还同意了在北京师范学院兼课。王先生对待个人之事，哪怕是子女求学就业等，都是随遇而安，从不愿找人求人。而为了培养李振宇他大费苦心，这完全是为了我国植物分类学事业薪火相传。李振宇到了植物研究所学习后不负众望，1984年获硕士学位，并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晋升为副研究员，后又破格提拔为研究员，为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关于李振宇的资料参考胡宗刚文章，《生命世界》,2014，No.1:24-27）。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人才队伍逐渐萎缩，王先生积极在媒体上呼吁，出谋出力。为稳定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人才队伍，他自己培养了蕨类植物、裸子植物、毛茛科、豆科、菊科、兰科和禾本科这些大科的研究生和专家，亲自授课，答疑解惑。拉丁文是植物分类学的重要基础，能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屈指可数，为了培养年轻学者尽快学习掌握这门外语，2003年，王先生给两位年轻的博士补习拉丁文课，每周二晚上，约好他们到自己中关村的家中亲自讲课，还给他们备好了水果糖果，王先生坚持讲授了两个月。后来王先生又陆续为几位研究生单独讲授了拉丁文课，让年轻人受益匪浅，迅速成长。年轻学者请王先生修改植物新类群的拉丁文描述，他都十分乐意帮助，常常第二天就修改后返回。但是，如果年轻人请他联合发表论文，他会客气地拒绝，说自己没有研究过，不懂，挂名不合适，可见他的治学严谨。王先生当年培养的一批研究生，如今已不断成长，在全国各自的岗位上，为科研、教学或管理工作继续接力培养后学，可谓薪火永相传。进入新时代后王先生的宏愿及梦想是：“要基于全球植物编目和统一标准下重新审视中国植物，要开展全球视野下的类群修订”。因此，他热切期望年轻的中国植物分类学者，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对世界植物要有我们的发言权。  

　　4. 虚怀若谷，业绩斐然，为大家楷模 

　　王先生1978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82年11月晋升为研究员，1982-1988年担任《植物分类学报》主编，1986年离休，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生物志奖，1997年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会的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生命科学奖）。2011年王文采院士时年八十有五，众弟子组织出版了《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上、下卷），其中收录了王先生独立发表和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174篇。连同前面提到的2022年6月出版的《掇菁撷芳——王文采院士论文增编》一书，王先生迄今共发表28个新属，约1370个新种，新组合242个，新等级（族、系、组等）303个。建立了唐松草属Thalictrum、铁线莲属Clematis、楼梯草属Elatostema、赤车属Pellionia等新分类系统；修订了石蝴蝶属Petrocosmea、唇柱苣苔属Chirita、微孔草属Microula等分类系统。在植物地理学研究领域，王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他根据96个科植物分布区的分析，提出了16个间断分布式样和3条迁移路线，同时提出“中国云贵高原一带可能是被子植物的发展早期在此形成了发展中心”的重要推断。后来他又在“东亚植物区系的一些分布式样和迁移路线”论文中对不同的迁移路线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些论文对第三纪以来中国植物区系的历史变迁提出了独到见解。 

　　王先生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不仅极其罕见，而且也是对他将个人兴趣爱好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最好的回报。他知识渊博，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尊敬。虽然王文采院士是植物分类学界享有盛誉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一向谦虚低调，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年轻人在与王先生接触后，都能深切感受到王先生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来没有架子或摆谱。有一次，一位年轻博士知道王先生曾与吴征镒院士一起研究过樟科，便向他请教樟科植物的分类学问题。王先生却实事求是地说：那是很多年前的工作，早就忘记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在九十六岁的杂感中说到：“自己中学学业曾荒废，十分懊悔，于是全力投入学习，再不敢怠慢。中学的许多功课没有学好，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都产生不好影响，并且难于弥补，因而造成遗憾......我对新兴起的分子系统学等新事物疏于学习，以致不了解近年来这些方面做出的成果。而在此时期，我的体力逐渐衰退，已到了研究生涯即将结束之时，已无力来修正或弥补这些缺陷。”王先生这种谦和的态度，真实地体现了他虚怀若谷、严以修身、严谨治学的高贵品质。 

　　一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科家，几十年把对植物分类学的热爱与生命融为一体，给我们谱写了一支支科学和生命的赞歌，王先生这种热爱科学、淡泊名利和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和品德值得我们敬佩、学习和传承！恭祝王文采院士生命之树常青，学术之树常新！ 

作者：张志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