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追求简单的生活，与人交往方面颇有魏晋名士之风，在日常生活中堪称“ 寡交”。记得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的第2个春节，我和覃海宁博士一起到中关村给陈老师拜年。陈老师很客气，但随后就比较严肃地告诉我们，以后绝不能这样，他不喜欢这种世俗化的习惯。特别是我们做学生的本身生活费就不多，更不应该带礼物来看望老师。

　　陈老师在学术上视野开阔，学术理论造诣很深。在形态性状的演化是植物进化学者唯一可以用来研究的那个年代，兰科植物由于缺乏化石资料，全世界的学者都很难提出比较完整的演化理论。但陈老师根据一些特殊的物种的花部形态性状，借助他自己丰富的科研想象力和慎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将一些孤立的花部形态特征联系起来考虑，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兰科植物特有器官蕊柱的进化模型和理论。又如，杓兰亚科暖地杓兰的发现，陈老师敏锐地抓住了该新种和中美洲碗兰属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特点，对杓兰亚科的演化和生物地理分布格局提出自己的理论和假说。

　　考虑兰科植物进化的特点，陈老师很早就关注兰科植物与传粉昆虫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特别是动物和传粉昆虫的各种习性与传粉的关系。退休后，陈老师涉猎的范围更是天马行空，在生命世界里自由驰骋。如他编写的《动物的文化》著作中将动物的本能行为和人类社会的活动关联在一起，进行详细的资料考证和实地考察。又如他在翻译和注释达尔文的名著《兰科植物的受精》时，不仅对一些兰科植物的专门术语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还对传粉昆虫做了大量的了解。该书有多个翻译和注释版本，相比之下，陈老师的版本更简洁明了。先生这种广博的学术涉猎，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职）的学习都是跟随陈老师完成的。记得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时，我用了5分钟来描述舌喙兰的详细传粉过程，评委和听众还是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陈老师有点急了，说“罗毅波，你不要说了，应该是这么一回事……”，他只用了三句话，两个动作，就将整个传粉过程表述清楚了。先生这种高超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我这几十年跟随恩师学习的过程中，的确望尘莫及，力所不逮。

　　陈老师在八十年代发现和发表的新种杏黄兜兰和麻栗坡兜兰等曾引起西方兰花界轰动，被西方学术界和园艺界相关刊物反复登载和引用，十多次获欧美花卉展、兰展的金奖，分别被誉称为“金童”和“玉女”。以此为契机，陈老师在兰花产业界开展了有益的工作。如他在带领编著的《中国兰花全书》和《中国野生兰科彩色图鉴》(中英文)，内容涉及了发展兰花产业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面临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受到兰花产业界的普遍欢迎，也是兰花产业界和兰花保育界许多新人入行的首选阅读书籍。陈老师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兰花学会）更是将兰花产业的发展作为任务目标之一，对于兰花学会各项活动的开展以及和促进兰花产业健康发展，陈老师倾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老师对文章和著作中文字完美和优雅的追求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怀的。记得在修改我的第一篇论文时，因陈老师正在忙于编写中国植物志，只给我修改了前言的前两段。这两段几乎每一句他都做了修改，看着修改得密密麻麻的稿子，以及修改后的阅读效果，我虽惭愧，却打心底里佩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中国植物志英文版25卷的编著过程中，陈老师和英国邱园的资深科学家Philip Cribb博士在几个英文表述方面有不同观点。但陈老师通过查阅大量文献，硬是最终说服了Philip Cribb博士采用了他的意见。这种质疑权威、只爱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最让我折服的是2020年12月21日，陈老师来到标本馆，给众多朋友送来一本他近年以常见50种植物为主题创作的诗集。那天陈老师兴致很高，当着陈之端教授和我的面大声朗读了几首他认为最满意的诗。听着他那热情饱满的声音，我想当然地认为陈老师会永远这样充满激情地继续下去。

　　而今恩师驾鹤西去，仰望星空，心中无限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