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被志》第一届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著名的植被生态学家、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们尊敬的张新时院士于北京时间2020年9月25日溘然长逝。惊悉噩耗，不胜悲痛! 

　　回想过去20年来师从张先生的经历，从学术生涯到生活点滴，往事如潮水般涌来，竟数宿难眠。在此略记我追随先生的经历、个人学术进步和生活中的轶事，略表对张先生无尽的追思、缅怀和深切的哀悼。 

　　我的大学是林学专业，在大二时老师推荐的课外阅读书目中，我首先选择了《中国植被》并通读。我从小生长在西北荒漠区，村前是荒滩，村后是沙丘，对荒漠的一沙一石、一草一木有感性认识。因此，我对《中国植被》中第十一章（荒漠）就特别关注，而这一章的执笔人正是张新时先生。这是我在学习知识的经历中对张先生的最初认识，也是对植被生态学的最初启蒙。对于身处西北一所农业院校读书的我，当时对先生的敬慕和强烈的崇拜之情是不言而喻的，能师从先生继续深造在当时看来更是奢望。大学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植物学、树木分类和植物区系地理，但是内心始终没有放弃追随先生的梦想。2000年我博士毕业后就即刻向植物所投递了博士后入站申请，并很幸运地成为了张先生的一名博士后。师从张先生进入植物所工作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我的研究方向也由植物地理学转向植被生态学。因此，张先生是我从事植被生态学、特别是植被数量生态学研究的启蒙人、引路人和学术导师。 

　　记得在2000年4月中旬植物所生态中心博士后进站答辩会后，张先生亲自招待我们几个博士后的申请者用午餐。席间，张先生向我们介绍了植物所“植被数量生态开放研究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其中他说的一句话竟然变成了我后续工作中持续坚守的原则。张先生说：“我们这个植被数量生态开放研究实验室，最大的特点就数量二字，对植被生态现象的解释，要有数据，一定要用数据说话”。我以前的大量工作是鉴定植物标本，对植物进行定性描述，对数量的概念不强。因此，张先生的这句话当时对我就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忠实地秉承了这一理念。例如，近几年我们在《中国植被志》主编方精云院士的主持下进行了《中国植被志》研编内容与规范的编制工作，其中很大的篇幅就是阐述样方数据的调查和整理规范，并使用数量分类的方法对植被类型进行划分和描述。这是张新时先生植被数量生态学学术思想在《中国植被志》研编工作得到具体落实和传承的一个例证。 

　　众所周知，1980年出版的《中国植被》是中国目前最权威的植被专著，当时年轻的张新时先生就是这部著作的编委和主要作者之一。《中国植被》对中国植被高级和中级分类单位的基本特征及其环境背景进行了概述。而中国植被分类系统中、低级分类单位的描述就是《中国植被志》研编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植被志》的研编工作是后《中国植被》时期中国植被基础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张新时先生十分关注《中国植被志》的研编工作，他的学术思想是《中国植被志》研编工作的行动指南，在实践中也得到充分的贯彻和落实。 

　　在2001年9月植物所召开的《中国植被志》编研工作会议上，关于中国植被分类系统的修订工作，张先生就提出草原和草甸合并为一个植被型组的观点，以及生态梯度因素在划分植被类型中的作用等重要学术思想。我们在2020年《植物生态学报》发表的中国植被分类系统的修订方案中就充分体现了张先生学术思想和观点。此外，在后续的工作中，张先生对植被志的工作方案、植被类型划分，植被命名规范等方面也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他指出，与《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相比，《中国植被志》编研工作难度更大，因为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有全球各地数百年来馆藏的丰富的植物标本支撑，而植被志的样方数据积累就薄弱的多，需要花力气去做野外调查。在《中国云杉林》专著的研编中，他特别提醒我，雪岭云杉林和青海云杉林是西北荒漠山地中的两个环境条件相近但是彼此特色鲜明的群系类型，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要深入研究。张先生早年对雪岭云杉林有过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在1959年，年仅25岁的张先生就发表了雪岭云杉林的重要论文，其中有关雪岭云杉林生长环境的描述，其表述之准确，用词之考究，堪称经典。我在《中国云杉林》中有关雪岭云杉林相关部分的撰写中，竟以全引的方式引用了张先生原文中的精彩描述，并在引文后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段在植被志撰写规范中并不提倡的抒情性的语句，即“雪岭云杉林为这样一片头顶冰盖、脚踏荒漠的崇山峻岭增添了一抹蓝绿！”。回想起来，主要是受到了张先生原文的深刻、准确和磅礴的气势所感染而为。 

　　我博士后工作期间以及此后的几年中，有幸多次参加了张先生组织的野外考察，包括黄土高原植被恢复与草牧业发展院士咨询考察、广西草地与奶水牛发展咨询考察、鄂尔多斯高原沙地植被恢复与重建考察等。前两项考察工作均形成正式院士咨询报告提交国务院，具体工作不再赘述，在此仅举几个张先生博学笃行、言传身教的例子。在野外考察中，张先生亲历亲为，为了快速了解土壤的颗粒状况和酸碱度，张先生常会把少许泥土放入口中品尝；对于不认识的植物，看到我疑惑不定时，他总是脱口而出说出植物名称，而且说的是拉丁学名，这让我惊奇不已。对我们这些有点植物分类工作背景的后生，对认识的植物最多说出中文名称，但是脱口而出植物的拉丁学名则有难度。于是，我就问“张老师，您的专业植被生态，怎么对植物这么熟悉啊，而且能说出植物拉丁学名？”。他微微一笑，说“植被是物种组成的，研究植被不认识植物哪能行，认植物是植被生态学家的基本功”。他的这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原来植物分类知识对植被生态是如此重要啊，自己在来北京前的那些岁月中，虽然没有发什么文章，但跟随西北师范大学廉永善教授采集和鉴定了不少标本，如今从事植被生态研究，正好用上，当时想到这里竟暗自庆幸。在目前进行的《中国植被志》研编工作中，我们特别强调调查样方植物的准确鉴定，书稿完成后，要提交每个样方鉴定植物名录的凭证标本或数码照片，以供复查，这是保障编写质量的关键。张先生的植被生态研究思路和思想，再一次在《中国植被志》研编工作中得到了践行。 

　　张先生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他让我有机会进入北京，并有幸进入到国内一流的研究所工作；他不仅是我从事植被生态学的引路人和学术导师，也像慈父一样，给予了我生活上的关怀与照顾。到北京的第一个元宵节前，他托人给我带来了元宵和问候，让在北京举目无亲的我得到了极大的心理安慰；有次出差途中的车上，我坐在他旁边，我出于拘谨，尽量靠边座，但坐得很不稳，他发现后和蔼地说：“往里边坐一点，坐稳了”；我工作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总是安慰鼓励，还会带我去新疆餐厅吃拉条子和烤肉。。。 

　　往事虽然如烟，记忆却这样清晰！张先生溘然长逝，留给我们无尽的缅怀和追思。我们只有努力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中国植被志》的研编工作，实现他未尽的心愿，就是对他在天之灵的最大告慰。 

　　张新时院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