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时先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我师从先生于2001年9月至2004年7月就读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回想这20年，先生对我在人生道路上的谆谆教诲、学术上的悉心指导，以及生活中的关心与爱护，我感激不尽。我时时想起先生，也时时想念先生，回想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在此以略表我对先生无尽的追思、深切的缅怀与沉痛的哀悼。 

　　一、先生鼓励我考取他的博士研究生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2000年11月初，金秋的北京天高云淡却又色彩斑斓，香山植物园更是景色宜人。那个时候我正在山西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三年级，当时我想考取北京的博士，但是我不知道要考哪位导师，于是来到北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非常有缘，第一次来所里，我就见到了先生，在他那间生态二楼205办公室里。当时他背对窗户，稍微有些背光，我没有能看清楚他的脸，但我能清晰地听清楚他说话，简短、精炼、不急不躁。我清晰地记着我当时还斗胆问先生，“张老师，考虑到生态学的野外工作，老师您会不会优先考虑男同学呢？”先生说：“没有，没有，我有好多女学生的，她们都很优秀”。先生还建议我，明天如果没有离开北京，可以去了解一下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的情况，他在那边也招博士研究生，考试科目除了英语、政治以外，还是生态学和自然地理，和植物所的考试科目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可以多一次考试的机会。第二天，我如约在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楼七层再次见到了先生。 

　　这趟北京之行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那么大气沉稳和从容淡定。 

　　二、在先生悉心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2001年，我同时考取了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两个地方的博士研究生，不过先生最后安排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录取了我。从2001年9月开始，我踏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大门，在先生的指导与引领下，开始了我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先生招我入师门，原打算让我做黄土高原的范式研究，我虽然是从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走出来的，但硕士期间跟随张金屯老师主要学习了数量植被生态学，对于黄土高原的研究相对薄弱。所以他对我说：“张峰，你去北京大学学一下第四纪”。此外，他还建议我学习地理信息系统，这是大格局研究的必要手段。在先生的建议下，我在北大学习了第四纪和地理信息系统两门课程。 

　　我读博期间，正值先生主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草地与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重建机理与优化生态-生产范式(G2000018600)”，并承担第七课题“优化生态-生产范式与新产业带形成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工作。“生态-生产范式”最早源于先生在1994年提出的关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上毛乌素沙地的“三圈模式”，这个概念先生也首次在2000年第8期的科技导报上论及。当时正值北京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尤其沙尘严重，显然那个时候开展北京生态-生产范式的研究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先生提出了关于北京生态环境保育与重建的“大三圈”和“小三圈”格局系统。因此，经先生深思熟虑后，在博士一年级下半学期，先生进一步调整了我的博士研究课题，从最初的研究黄土高原转入研究北京生态环境建设与保育的格局系统。当时我担心我的进度会落后，先生鼓励我，人任何时候只要开始做，都不晚，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在美国上学，才开始学习第四纪、学习计算机。我欣然接受，后来在先生的指导下，工作慢慢开展起来，我的博士研究工作最后也如期圆满完成，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构建与丰富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建设与保育的“小三圈”理论。 

　　博士研究生期间，先生虽忙但每周会找我谈一次课题进展，问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开始，先生找我谈话我会很紧张，因为他时不时地会冒出英语单词，我担心我听不懂让老师笑话，后来渐渐熟悉一些，和先生的谈话也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反而能更容易地理解他的意思。学习中，先生给我指明的是研究方向，让我沿着景观生态学的方向开展北京三圈范式研究。同时，他也会给我提供帮助，当我遇到困惑时，建议我去查资料，去下面做调查。先生说：“张峰，只有别人曾做过，你才能够有资料参考，才能从别人那里学习”。 

　　上学期间，先生曾带我去昌平考察过，先生指着远处北边的燕山山脉和西边的太行山山脉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年，我会带你爬一下北京的山，了解一下北京的山地。而且我也是那一次出差，才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师母，慈先生，我国著名防治荒漠化专家，她性格爽朗，快人快语，但不失几分威严。慈先生很健谈，一路给我们讲她和先生从北林到新疆的故事，慈先生也是我非常敬仰与敬佩的学者。 

　　那个时候我有幸跟随先生参加了他当时作为项目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记得当时，跟随师姐去北师大开会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会上有各个课题负责人、项目骨干的课题汇报，有学术问题探讨、有学术思想碰撞、有精彩的专家点评，也会有激烈的讨论，以及项目首席对各课题提出要求与建议等等，真可谓是学术盛宴，对于还在上学的我，一下开拓了眼界，见到了众多专家、了解了许多同行的最新研究进展。 

　　上学期间，先生曾经给我机会在北京生态学学术年会“新世纪北京生态论坛”做题为“北京的生态圈”的学术报告，那次会议是2004年4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下面坐了那么多人听我作报告，并且和大家一起探讨和交流，紧张之外我真的特别开心。2003年12月13日~15日，我也曾参加在北京蟹岛举办的全国第四届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中国的景观生态学：问题·机遇·发展，那次开会我也做了学术报告。事实上，我去参会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和先生讲，但是会后在所里见到先生，先生说：“张峰，听说你这次做的报告还不错”。简简单单一句话，先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上学期间，先生给我指明了方向，给了我关于开展科研工作的最理想空间和条件，更重要的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和鼓励。认识先生20年了，先生确也曾批评过我一次，那是2004年，我毕业那年，上午和先生在谈毕业论文时有老师找他，先生说下午再接着说。我吃过午饭后在当时的生态四楼候着，心里还惦记着这先生办公室我该多会儿去呢，我想着他会不会午休一会儿，心里想着那就两点准时去吧。可曾想，还没有到两点呢，先生亲自从生态四楼西侧的铁楼梯走上来了，一到我的工作间，低低地说了一句，“张峰，你怎么这么不守时呢？”尽管委屈，我还是低着头，默默地跟在他后面下楼了。先生那么大年龄了，中午不休息，还亲自爬楼梯找我，让我惭愧不已。 

　　三、先生关心我毕业后的工作情况 

　　2004年，我顺利博士毕业，有幸留所参加工作，先生嘱咐我好好跟着周广胜老师做工作，不要给他添麻烦。后来在所里参加工作的时间里，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先生，他总会问问，最近在做什么项目？进展怎么样啊……二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在我的心目中，以前是老师，后来成为了令我尊敬的长者。看着他的背影，他行走的步履越来越缓慢，腿脚似乎有些抬不起来，老感觉平拖着走。既使是这样，他很少，也不愿意让谁帮他拿包，他总说他自己可以。最近一次我和先生的见面是他出国前的一段时间吧，那一阵先生的身体状态已不如从前。 

　　先生一辈子都献给了他喜欢的植被生态学事业。他曾经跟我说：“张峰，我有一个专用出差包，说出差，那拎起包就走，说走就走的出差是家常便饭。”师母慈先生也曾跟我讲：“每天晚上准得到12点，我准得等他睡了，安顿好他，我才能休息，劝了多少次都不听……”。慈先生细心照顾着先生，有时身体也会不太好，两人这么多年就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先生走的太突然了，我的脑海还在想着他第一次请我们吃酸辣汤说：“张峰，你山西人，还怕吃酸吗？”“张峰，你知道山西的寇老西儿是什么意思吗？”我更想再听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山西刀削面的制作过程。直到后来，他还是那么清晰地记着我是山西人，我来自山西大学。今年教师节，我的短信他没有回复，他在那个时候的状态可能已经不太好了，我知道无论过年过节，两位先生总会回复我的短信。 

　　此生，我有幸遇到先生，成为先生的学生，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并开展生态学研究，我认为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热爱科研工作，愿意不懈努力，也愿意一生为之而努力。 

　　愿先生安息！我想念先生，先生永远留在我的心里，也愿师母慈先生多多保重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