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里经常会出现各种植物，《甄嬛传》里有夹竹桃、合欢，金庸武侠剧中有曼陀罗、断肠草……这些植物在古代确实存在吗？现代仍然沿用这样的名字吗？它们长什么样？古人对它们的认识达到了何种程度？它们真能起到剧中所说的各种药效吗？

　　普通观众看热闹，植物考据学家却能看出其中的门道。他们的工作就是古今对照，揭开植物的“前世今生”。

　　一本奇书 

　　最近，一部上下册共2000多页、重达12斤的新书《〈植物名实图考〉新释》出版。看到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研究员王文采的书序，该书作者之一、植物所副研究员王锦秀才发觉，弹指一挥间，自己进行这项研究已有20年。

　　这部书是王锦秀等学者对清代植物学巨著——《植物名实图考》的全面考证，也是她从事植物考据学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直到今天，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植物所图书馆第一次见到线装本《植物名实图考》时的震撼。

　　《植物名实图考》（1848）是部奇书。书的作者是清代状元、宦迹半天下的封疆大吏吴其濬（1789—1847）。书中绘图1800多幅，大多是据实物写生绘成，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我国19个省区的植物1738条。在这本书中，吴其濬未被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以来旧本草取材以实用为目的所束缚，专注于所有植物种类的调查与研究，因此对植物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超越了前人。尽管当时我国的植物形态学、分类学方面明显落后于西方，但吴其濬的研究已经具有中国现代植物学的萌芽意识。其著作中已可见初步的科、属、种的概念，也是中国由传统本草学向现代植物学迈进的开山之作。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评价《植物名实图考》是一部伟大的、体现中国传统植物学知识的巨著。中国现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胡先骕认为“此诚旧日植物学书籍中之不朽著作也”。王文采评价说，该书“所记物种之多、涉及地域范围之广、植物性状把握之精准，达到我国历代植物学研究之空前水平，堪称19世纪的《中国植物志》”。

　　许多中外著名植物学家如E. Brestschneider、伊藤圭介、松村任三、胡先骕、钟观光、刘慎谔、牧野富太郎等，都希望完成对该书植物的考证，以应用于植物分类学、本草学、药学、农学等各个研究领域。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没能完成。至此，在《植物名实图考》出版170多年后，植物学界还未能清楚回答全书收录的植物都是哪些物种。

　　2002年，王锦秀考入植物所攻读植物学博士学位，在汤彦承的指导下开始《植物名实图考》的考证研究。

　　《植物名实图考》共有三十八卷，王锦秀一卷一卷地研读，先分科，后逐条研究植物的性状、地理分布、生境和绘图，按照现代植物学的方法解读、鉴定物种。碰到疑难植物，她就去标本馆核对标本，有时用民族植物学等方法到野外调查，直到考证清楚。这些考证结果集合起来，构成了《〈植物名实图考〉新释》一书。

　　《〈植物名实图考〉新释》新考证出近千个物种，纠正了前人考证欠妥之处约200多条，发现了清代首次记载的外来植物30多种。

　　王锦秀的研究得到了汤彦承和吴征镒的鼎力支持。汤彦承参与了近500种植物的考证，吴征镒则把自己对《植物名实图考》中植物的批注复印交给了他们。因此，《〈植物名实图考〉新释》成就了一段三代植物学家合作研究一部植物学巨著的佳话。

　　一把钥匙 

　　《〈植物名实图考〉新释》的出版，让读者认识了一门小而美的学科——植物考据学。

　　我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其中记载着丰富的植物。但也正因为历史悠久、民族和方言众多等原因，这些植物的名字常常发生混淆，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的情况比比皆是。西学东渐后，现代植物学进入中国，古老的植物文化又面临着与现代植物学科学对接的问题。

　　王锦秀介绍说，19世纪中叶，现代植物学在日本迅速发展。日本学者利用现代植物学来研究中国古籍文献中的植物，给出日文名和拉丁名的对照。但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的情况时有发生。上世纪初，我国植物学界照搬引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引起当时部分植物学家的担忧。

　　胡先骕留美归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是《〈说文〉植物古名今证》，拉开了现代植物考据学研究的序幕。刘慎谔不但自己考证《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还邀请钟观光北上，专门考证古籍文献中的植物。此后，西南联大的吴征镒与匡可任、蔡德惠做出了令人振奋的工作。他们考证《滇南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的植物金铁锁和昆明沙参，发现这是现代植物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类群，于是发表了新属种Psammosilene tunicoides W. C. Wu et C. Y. Wu，这是中国古籍文献研究与现代分类学研究的完美结合，成为学界美谈。

　　“植物考据学鉴定出古籍文献中的植物，给出拉丁学名，这就像一把打开古代植物学宝库的钥匙。拿着这把钥匙，各学科的学者就可以进入宝库发掘宝藏了。”王锦秀说。

　　比如它对中医药发展就有着重要意义。 “中药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安全，二是有效，这两点都离不开植物考据学的追根溯源。”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告诉《中国科学报》，“比如木通是一种可利尿的中药，但古代用它来入药的植物有好几种，有木通科、毛茛科的，也有马兜铃科的。如不加考证，用了伪误品种，则容易出现医疗事故。现代有人用马兜铃科的关木通去做减肥药，曾引起用药者的肾衰竭，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也使中医药的声誉受到损害。这就是不关注中药品种考证造成的严重后果。”

　　因此，当得知《〈植物名实图考〉新释》出版时，郑金生与其本草专业微信群的群友均为之欢呼叫好，夸赞中药学领域里从此多了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提及植物考据学研究的价值，植物所研究员、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孔宏智说，我国古籍中记录了3000多种植物药，但已完成药物基原“正本溯源”研究、收入《中国药典》并被临床应用的中药还不够多。许多中药尘封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献中，亟待发掘和利用。他们实验室的植物考据学研究任重道远。

　　一门“绝学” 

　　虽然中医药等领域的研究者热情期待着植物考据学的成果，但这门学问从诞生至今一直是个冷门的小众学科。从事这门学科，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接受过植物分类学、文献学、民族植物学等专业训练，还需要掌握较多的历史学和文学的基本功，另一方面这项研究尤其考验研究者的耐性。

　　钟观光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提到，“以科学方法整理旧籍，视若平易，行之则难。非经费之难，而人才实难。亦非人才之难，而热心毅力之为难也……需时颇久，成书较缓，此必非目光短浅旦暮图功者，所愿为矣。”

　　2002年王锦秀入门学习时，汤彦承就对她说，他这一代，国内能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王锦秀当时听老师说起的几个人中，如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肖培根刚过九十大寿，王文采生于1926年，最年轻的是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吴德邻，生于1934年。王锦秀接下了植物所植物考据这一“冷门绝学”传承和发展的任务。

　　虽时常感到冷清，但在汤彦承、吴征镒等老先生的影响下，王锦秀磨出了安安静静做学问的功夫。

　　从进入植物所起，王锦秀就在汤彦承身边工作，师生二人埋头于古籍，一起工作了近十年。提到已经故去的老师，王锦秀仍忍不住眼噙泪水。汤彦承曾写下“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纸条，贴在他的解剖镜外盒门上。这个解剖镜现在仍放在王锦秀座位旁，她一用解剖镜，就能见到。

　　沿着前辈们的足迹，王锦秀决心将这门学问做下去。此次《〈植物名实图考〉新释》的出版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她估计《植物名实图考》收录的植物共有约2000种，还有200多个种没搞明白。她计划接下来再深入研究这些疑难物种，包括到野外采集、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谈等工作。

　　《植物名实图考》这部书，只是王锦秀系统整理中国植物学古籍文献计划中的一部。按照吴征镒当年给王锦秀提出的“由近及远，先实后虚”的考证原则，她计划从明清植物学文献开始，到宋代《图经本草》《全芳备祖》，再到《本草经集注》，一直上溯至《本草经》《诗经》或更古老的简牍等文献。

　　“我在意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遇到我年轻时对中国传统植物文化的一些困惑，使用工具书时，书中还会不会出现误导他们的解释。希望我们的研究，能为中国传统植物文化的科学传承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起到积极作用，让大众能更多了解我国古代植物学的辉煌，意识到它的现代科学价值，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王锦秀说，“最希望的，是能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这门小而美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