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齐芳    发表时间：2018-04-18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某种程度上来讲，碳排放权就等于发展权。”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谁掌握了科学数据，谁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2011年，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以下简称“碳专项”）应运而生。

　　4月18日凌晨3时，“碳专项”子项目“生态系统固碳”项目群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以专辑形式发表了7篇系列论文，不仅客观准确地评估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为生态系统固碳能力测算这一科学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法，更为国家决策和国际谈判提供了最扎实的科学依据。

　　世界上调查范围最大的野外调查项目，得出客观准确的科学结论 

　　《美国科学院院刊》审稿人这样评价：“我惊讶于样方数量如此之多，取样方法如此规范”。“生态系统固碳”任务群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方精云介绍：“我们调查样方17000多个、累计采集各类植物和土壤样品超过60万份。这是当今世界调查范围最大的野外调查项目，为研究中国植被生产力、碳收支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宏观格局提供了大量野外实测数据，也为我国国土资源规划、保护与利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本底数据。”

　　方精云说，“碳专项”验证和发展了有关生态学基本理论，丰富了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内涵，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例如，提出了叶养分含量稳定性假说、生产力养分分配假说等。审稿人写道：“该研究非常重要，论文提供的翔实、独特的数据库将有助于地理学家、生物地球化学家、植物生态学家、生态生理学家、模型家在大尺度范围上验证一些以往在小尺度上得到的假说。”

　　同时，专辑科学系统地评估了中国相关政策对生态系统固碳的影响。方精云说：“例如，我们测算出重大生态工程和农业政策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年均分别固碳7400万吨和2000万吨，分别贡献了同期生态系统固碳总量的36.8%和9.9%。”

　　或许有人会质疑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客观？方精云回答说：“我们在项目之前就编写了调查规范和方法，并且已经出版。例如，我们对所有采集数据统一汇交整理、统一控制数据质量、统一进行数据挖掘。就算其他国家科学家来调查，只要他们的调查方法是科学的，就会得出八九不离十的结论。”

　　为国家政策提供本底数据，为国际谈判提供科学依据 

　　丁仲礼认为，中国碳排放长期以来被高估了，因为中国广袤的陆地生态系统通过植被的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大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这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道理，但中国排放了多少？吸收了多少？摸清碳收支“家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也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中国人民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在国际谈判的博弈中，我们要用科学数据来说话。”丁仲礼说，“碳专项”就是为了搞清楚中国碳收支的“家底”。

　　“生态系统固碳”项目群是这一专项中最重要的两个项目群之一，另一个是“排放清单”项目群。经过几年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中国的碳排放长期以来被高估，而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则被低估了。例如，专项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干旱区地下咸水层也是重要的碳汇，而这一碳库全球固碳总量高达1000亿吨。

　　就在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碳专项”团队与哈佛大学研究人员联合撰写的文章：重新核算后，2000年—2013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国外相关机构估计的要少106亿吨。方精云介绍，他们还研究发现，在2001年—2010年期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固碳2.01亿吨，相当于抵消了同期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的14.1%。

　　丁仲礼说：“‘碳专项’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有些作为论文发表、有些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中的科学依据。在专项实行的几年时间里，几千人次的调查，研究队伍基本摸清了中国碳收支的‘家底’。若以人均论文计，这样的成果并不突出，但事关国计民生，这是中国科学家的责任和担当。”

　　 （本报北京4月18日凌晨电 本报记者 齐芳）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8-04-18 第8版 科教新闻）